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二
中国女间谍 第二天
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副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于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像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上等兵告诉我，他们后来又叫来了八个人，那么这个晚上她已经被凌辱了十多次了。
“昨天不还是处女吗？现在的感觉肯定很复杂吧？不想谈一谈吗？”
她垂低着头又恢复了那装傻的样子，像放留声机似的重复着“我是普通教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之类的套话。
“走，到隔壁去，看我们会怎样对待你！”我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大喊大叫起来。
她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动，由于疼痛再加上脚镣的重量，她几乎不抬脚，只用脚掌擦着地面往前移。她从我身边经过在门口停住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阳光耀眼吧。她的背和臀在逆光中看来很光洁，形状也很好看。但是我已经十分疯狂，只是恶毒地想∶要是她今天还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就要让这块地方变得像中国的饺子馅一样。
铁链声在门外停住了，我跟出门去，院子里没有其它人。姑娘斜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手扶墙，一手捂着小腹，她闭着眼睛，很深地弯着腰。
“哼，受不了了吗？”我冷冷地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她重新慢慢地移进门里去。
“到铁床那一头去！”里面有人喝道。
“往前，再往前，跪到炉子边上去！”
“就这样看着火不准动。”
“这样会暖和一些吧？”
里面的几个家伙都是昨天晚上到过现场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侮辱着姑娘，一个比一个更加没有顾忌，以至于我在门外听着都皱起了眉毛。
野山兴致勃勃地翻译着，他们越来越高兴，哄笑着要她表演，姑娘已是带有哭腔的声音固执地重复着∶“不┅┅不┅┅”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
我进去时她已经被拖到了屋子中央，有人紧抓着她的头发。她的脸正好对着门，一双眼睛像是被逼到了屋角里的兔子那样充满了绝望。
“恐怕这样对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虽然我是这样的判断，走进去本来就是打算催促他们尽快地开始，但还是微笑着等了一阵。
后来还是让她仰天躺到了铁床上，拉开四肢捆紧手脚。
“上面已经烤过了，再不弄弄下面会不均匀。”姑娘足弓很深的脚掌与她平躺的身体垂直着竖立在那里，宪兵们把棉花团倒上酒精，用细铁丝捆绑到她的脚底上。
火点了起来，一开始酒精冒出几乎看不见的蓝色的火。她猛抽她的腿，带动着铁床都摇晃起来，同时偏过头从旁边看着自己正在散发出青色烟雾的两只脚。她紧咬着嘴唇一下一下更加用力地往回收腿，就那样沉默地和系紧脚腕的绳子搏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她坚毅的神情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撕扯开去，一长串令人胆战的哀鸣冲开她紧闭的嘴唇。她的两条腿变成了散乱的抽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扭曲成各奇怪的形态。她转开脸朝天，完全失控地哭叫起来∶“妈妈呀，我痛啊┅┅”
火熄灭了，问陈惠芹。她抽泣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烫她！”
从炉子里抽出烙铁，头一下就凶狠地按在姑娘两乳之间窄窄的胸脯上。她确实已经咬紧牙齿做好了准备，但是巨大的痛楚肯定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像，她充满恐惧地惊叫了一声，胸廓在火红的铁条下深深地收缩进去。
往她的一对乳房上烫了好几下，再烫她的腋窝。她这时还有点力气，挣扎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发出“妈妈呀”、“痛死我啦”、“我真的不知道呀”的尖叫，一声比声比一声凄惨。
宪兵们终于停了手，陈惠芹绷紧的身体也在铁床上松驰开来。既然整个胸乳都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黑红相间、粘液四溢的半熟的烤肉，她还以为最痛苦的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呢。
可是拷问的原则就是持续地施加压力。等到通炉子用的细通条重新烤成了炽的白色，野山舔着嘴唇，开始用它一下一下不轻不重地点触着姑娘敏感的乳晕和乳头。他在这一带非常有耐心地把陈惠芹折磨了很长时间，弄出了一连串紫红色的血泡，再把它们一个个戳穿撕裂，到最后把痛苦不堪的姑娘逼得几乎已经神经错乱了。
等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宪兵们用手一缕一缕拔光了她的体毛，把烙铁按到她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部。接下去他们本想再烫里面的粘膜，但是她动得很厉害，结果按她的人被烙铁烫了手。于是松开了她，只把烧红的铁条放平了往下面压；再上一根新从炉子里抽出来的往里乱捅；竖起来从上往下用力划，遇到能探进去的地方，便把半根铁条都伸了进去。
她嚎叫得像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像是一张人的脸了。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痛得发。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痛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
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泄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像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像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像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像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像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像拉直的弓弦一样紧。
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像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一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
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
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行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行刑者的臂弯里，像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像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
照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照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照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痛），旁若无人地照北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北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后山┅┅很好。从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异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也吓了一跳∶“皇军的２７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
她一时呆住了，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
“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
发报机藏在里？”
根本就没有２７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于∶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
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后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乳头。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后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后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后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
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电台，在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
再问∶“在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 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得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
“叫军医，叫山田来。把她弄醒了来叫我。”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来队长室告诉我她醒了，已经是傍晚了。
“再烫。”
让她脸朝铁床跪在地下，手臂伸在铁床上捆住。从她的肩膀开始，把烤红的铁条按上去大约五秒钟，一根铁条，移到下面四、五公分的地方再按下去。就这样顺序往下烙，一直烙到她的臀部，再回到上面从她的脖颈开始。这一次几乎是一节节地烙着她的脊椎骨，年轻女人的反应很强烈。
一直烙到她的尾骨，然后再是第二个肩膀。整个背可以烙三，我们也就那样烙了三。
把她解开拖到刑床上，陈惠芹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用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两条腿无力地垂挂在床边。首先是不能让她昏过去，于是找来山田给她注射了据说可以刺激神经的针剂。
“再叫几个人来。”是我下的命令。于是又去拉来了几个人，二号室里挤着十二、三个男人把陈惠芹围在中间，而那姑娘的女性器官刚刚已被从里到外地烫烂了。
我确实已经发誓要真实客观地写出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恐怕已经太大了，对于那个晚上的那两个小时，即使是试图回忆一下当时电灯光下她脸上的那表情都已超出了我的心脏所能承受的限度。
不得不说的是∶就在那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间，为了让她“更敏锐地感受日本人的气概”，对她的体内至少又用过一次烙铁。
有两个家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炖着。后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后把锅子端进来，是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
对女人说∶“那么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于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再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后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像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像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有人轻轻一捏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像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那几个晚上才被叫过来、没有参加前面刑讯的小子哈哈大笑起来，而一直跟着干了两天的宪兵们转身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洗手。我认为他们的士气有问题，想叫住他们训斥几句，但是接着自己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疲乏。留下两个宪兵，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了房间。
我满怀厌恶地盯着又咳又呛，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翻过来折过去的陈惠芹。她的整张脸涨成了紫红色，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外，直到现在她都没能好好地喘出过一口气。从她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声哨子似的鸣叫，同时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喷涌出杂乱的液体，她的脸上和乱糟糟的头发上已经层层叠叠地堆满了这混合着暗红色小块的东西，分不出是血块还是辣椒碎片。然后又是一连串像是要把内脏全都吐出来似的咳杖。
“这不是女人，是个夜叉。”我愤怒地想，她这时看上去也确实像个女鬼。“没有人能这样坚持。”我的感觉不像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像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她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最终一定会供认一切，但是却如此顽固地坚持一分钟算一分钟。
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我便是这样愤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该死的中国女人！该死的军车司机！该死的白左机关！
女人总算咳出了吸进气管里的大部份辣椒末。她在地下呜咽着、爬着，把身体翻了过去让自己的背脊朝上，像蠕虫那样一起一伏地扭动，沉默地在地上磨擦自己的肌肤。她是希望青砖地面上的凉气能够渗进小腹中去，减缓一点体内燃烧着的火焰吧。她的手一直被铐在身后，完全帮不上忙。
“给她弄弄。”
两个倒霉的家伙情绪低落地为女犯洗脸，把她扶起来喝了点水，喝了点粥，甚至还要扶她去厕所。这些事从来都是让其它的囚犯干的，但是陈惠芹自从进了这间屋子之后，还没有让她接触过一个中国人。
“把她挂到墙上去。”
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干这个，他们把姑娘拉到墙边，把她铐在背后的双手用绳子绕在砖墙上固定着的一段铁管上。铁管的位置比人的膝盖略大一点，手被固定在这个高度上，犯人站立起来两腿不能伸直，蹲下去脚跟碰不到地。
这是全世界的警察都会使用的方法之一。更严格一点的做法是把犯人的两脚也用绳子固定在墙角边，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脚往外移开一些放平，用背在墙上来支撑一部份体重。二号室墙脚边的另一根铁管正好可以起这个作用，于是把女人脚上锁着的脚镣铁链在铁管上缠绕了几圈抽紧。
陈惠芹本来就无力站直，那对被火烧坏的脚底一触及地面，她就连脸色都变了。她顺着砖墙滑落下去，身体的重量落在前面几个折过来的足趾上，她并不是太响地“哎哟”了一声，身子却剧烈地动起来，仍插在她指甲缝的钢针离地面不那么远了。
我走过去，把结实的军靴踩在她的趾头上，用力地左右碾压。抬起脚看看，像是被踩死的小虫那样扁扁的，每个趾头前面被挤出了一片血水。蜷缩在下面的姑娘勉强仰起脸来，眼睛里晶晶地蓄满了泪水。她的嘴唇颤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我等了一会儿，开始猛力地跺她的另一只脚。
她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把她弄醒。”我冷漠地下令∶“看着她，不准她睡着。”
陈惠芹被反剪双臂，用她伤残的脚半蹲着渡过了那一整夜。我不知道两个值夜的宪兵为了渡过无聊的时光是如何折磨姑娘来寻开心的，但是我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在她全身关节酸痛难忍，每一条妹肌肉无法抑制地激烈颤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知道那时的感觉会是妹┅每一分钟都像渡过了整整一天那么长，再加上她下体中火辣辣的烧灼┅┅┅前面是完完全全没有尽头的忍受，难道那姑娘就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四
中国女间谍 第四天
我亲自带人去陈惠芹任教的学校，野山去陈惠芹在五山路租住的房子。命令上岭那边的行动组重新检查陈惠芹住过的江岸旅社以及那天中国特务跟踪她在镇里走过的路线，不管我本人怎么想，还是列出了检查时需要重点注意的单子，诸如什么“赵姓的人”之类。
整整一天那间中学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我的宪兵们四处询问的唯一问题就是看到谁跟陈惠芹来往密切。把有人指控的老师和学生都带进留出的教室里拘留起来。我的设想是如果运气好的话，陈惠芹的一个同伙就在学校里，那样我们也许有希望把他扫到网里。不过这很不可能，更可能有帮助的是那些与陈惠芹关系较密切的人会提供关于陈惠芹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从中找出有用的线索。既然从中心一时无法突破，先清扫外围是唯一的选择。
野山在五山路那边也同样地干着。在此之前一直派人监视着这间陈惠芹租的房子，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发现。
这样做的严重问题是∶如果我昨天的分析是正确的，即陈惠芹被捕的消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被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它通知全城的人。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使我昨天既愤怒又害怕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件事没有止境地拖下去，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疯了的姑娘开口供认一切上。这是我昨晚最终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带了十多个人返回宪兵队。顺便说说，我们在陈惠芹的学校和住处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所谓的鸡窝等等对得上号的。但是我们逮捕的人中有两个姓赵的∶一个是教数学的男老师，有人说他好像和陈老师关系不错，而且他的个子比较高。另一个是给学校看门的老头，除了他姓赵之外，因为我记得陈惠芹第二天的假口供中说指示是送到学校门房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加进真实的情节。
让所有的宪兵每人带一个中国警察进行突击讯问，昨天夜里我已经列出了需要的问题清单，他们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以后我会让野山去对付那些记录。
我自己对付那个姓赵的赵联松老师。乏味地问过姓名、年龄之后，便让他自己说和陈惠芹的关系。他说跟陈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吧，这不要紧，我要他一次一次地回忆，一天，或者大致上是一天，如果碰到过陈惠芹，说了些什么，当时有没有人看到，又是怎样结束的等等。这本应是刑事警察的工作，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出来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撒谎。
日中战争中宪兵并不进行这一类细致工作，我们一向采取前分队长那样的方式，在遇到如陈惠芹这样组织严密的体系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在军队的控制区内，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检控、审判程序，也许秘密战就是如此吧。
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快就回到熟悉的途径上来，我对赵联松声色俱厉地吼叫道∶“现在，把你参加抗日组织的经过说出来！”
“我从来不反日，我只是好好教书，皇军弄错了吧。”
“你是怎样指挥陈惠芹的？”
“你自己受谁指挥？”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他像个读书人那样为自己辩解，在许多细节上纠缠不清，努力着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以为那样就能合理地解释清楚他并不可能干出我所指控的事情来。
“哼，你是不肯老实说吗？”
他还不是太愚蠢，虽然已经很紧张地吓白了脸，但终于停止了唠叨那些琐碎的事，像下定了决心似的用简单的∶“不是”和“没有”
来回答我的威吓，他心里肯定正在想着跟这些日本士兵没有道理可讲。
“去看看隔壁的房间吧。”我们把他带到隔壁的二号室，满地的血迹还没有好好冲洗过，新鲜的都是陈惠芹的血，尤其是那张铁床。
我用这些东西吓他，他仍然坚持用“不是”和“没有”来回答。
于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捆上手吊起来，我叫人拿了根木棍站在一边，他一开口否认便打，打得他连声惨叫，他只好干脆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哼，装死不回答，以为那样就可以逃得掉吗？”于是就算不开口也用木棒狠打。
这样搞到晚上，赵联松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半边脸肿得像个马蜂窝，一只眼睛完全睁不开了，他居然还能坚持着否认，没有顺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胡遍乱造，也算得上顽强了，我想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是陈惠芹招供的。你指挥她进行反日活动，为农村的土匪送东西。”
虽然被赤条条地吊在房顶上的赵联松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但还是确实地吃了一惊∶“陈惠芹？这，这不会的。”
“把他放下来吧。去把陈惠芹带来。”
几分钟后，外面响起了迟缓的铁链声，值夜的宪兵把赤身的年轻姑娘扶进屋子。从早上把她交给军医山田之后就没有再打她，我想山田大概也就是用生理盐水给她洗了洗伤口，至少她的身上不再糊满血迹了，不过她从上到下看起来很不像样子。
她无力地垂低着头，恐怕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赵联松。他们把她弄到我坐的桌子前面，面对着赵联松跪下。她不太跪得住，用铐在一起的双手支撑着伏到了地下，于是又拽着她的头发把她往上拉起来。
“好好看看吧，共事两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赵联松面对着我坐着，他受惊的脸上渐渐地显出愤怒的表情，那是他自己被打得半死时都没有过的。从我这里只能看到陈惠芹挂满了碎皮烂肉的裸背，但是我听到她低低地叫了一声，十分惊讶。
现在赵联松把目光投射到我的脸上∶“你们，你们怎么能┅┅”
“这就是反抗皇军的结果！”我起身绕过桌子插到他们中间∶“她已经供认了她的领导人就是你！赵老师，坦白出来吧，给你的下级一点面子。你刚才尝到的才是一点小小的开始，”我伸出一个小指头∶“两天以后你就会变成像她这个样子，那时候问你什么你就会老老实实地说什么。”
他确实显得有些迷惑。跪在地下的姑娘似乎才开始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她急急地说道∶“赵联松，我没有┅┅”站在她身边的宪兵狠狠地打在她的脸颊上，把她的头打得偏向一边，中断了她的话∶“不准说话！”
“打他。”
把赵联松拉开手和腿固定在墙面上，用烙铁往他的胸腹上烙了十来下，烫得他像杀猪那样地大叫。让陈惠芹跪在他身下抬头看着，她若闭上眼睛便拧她受伤的乳房。她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他┅┅我没有说过┅┅我不认识他┅┅”
“哈，你不认识他吗？”她的脸上又挨了一记重击。我抽出一张纸片念道∶“三天前在走廊里，正好没有人，赵联松从后面追上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晚上七点钟到里里等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赵老师，听到了吗？她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还不痛快地说出来吗？”
北看着姑娘痛苦的表情，“要增加压力，”我想∶“要让她看点特北别的。”
宪兵戴上那从山田处拿来的医用手套，找了根铁丝捅赵联松的尿道。他把他的阴茎握在手中，转着圈往四面乱扎。
他“啊，啊”地尖叫，腹部的肌肉在皮肤下面激烈地抽动，好像里面关着一群什么小动物，被捆住的双脚在地下乱跳。
“不是他。不，不是，你们弄错了。”陈惠芹喃喃地低声说，她抬起头看着我，显得十分慌乱和无助。
“是吗，不是他吗？那么是谁？”
她像吞下什么乾硬的东西似的突然噎住了。
铁丝被拔了出来，流下少量的血。
“再干！”
“别，别，不要再扎了┅┅”赵联松失魂落魄地盯着那段铁丝。
我们的注意力却是在陈惠芹身上∶“说出来，你受谁指挥，我们就放了他。不肯说，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说的。”
赵联松在一旁又呜呜地惨叫起来，铁丝第二次扎了进去。
小姑娘在宪兵的手中挣扎了一下，勇敢地说∶“赵联松和我做的事都没有关系，你们这些野兽来打我吧。”没有人理睬她。
赵联松在极端的疼痛中崩溃了∶“拔出来，哎哟，别扎了┅┅我承认，我都说出来。”
可怜的家伙顺着我们的问题胡乱地编造下去。是的，他的确指示陈惠芹把东西带到乡下去交给土匪，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对，是药品，是西药。是谁去买的药呢？他又怎么知道去交给谁呢？
是谁叫他那么干的呢？赵松想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自己干的。
我们在这里多花了些力气，事实上又狠狠地捅了他几下，再给他提供了几个名字。他最终把他们的中国校长、他的教师同事、他班里的学生全都牵扯到这个阴谋里面来了。
“哈哈哈┅┅陈小姐，你们有很多同志啊！想想看，有没有被赵先生漏掉的人吧？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让你看看我们是怎样一个一个仔细审问他们的。”
我已经说过，陈惠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人，这并不仅仅指她在忍受酷刑时的表现，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方面。今晚一开始她由于猝不及防，确实有些慌乱，但是这一场闹剧演到现在她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认定她自己对这件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她向前瞪着眼睛，但是视线的焦点根本就不在赵联松身上，似乎是在那个男教师身后某个遥远的地方，对我的威胁她也同样无动于衷。
“赵联松，你还故意忘了两个人吧？”我对已经从墙上放下来，瘫在一张椅子上的赵联松说∶“你太太不是保管着你们组织全体人员的名单吗？我记得，你的大女儿有二十岁了，你们也叫她干过什么吧？”
到了现在，赵联松不会不明白这只是一场表演给陈惠芹看的残酷游戏，而他仅仅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他突然扑倒在陈惠芹身前∶“陈老师，惠芹，惠芹，求求你都告诉他们吧。”他在姑娘的膝盖前痛哭起来，陈惠芹连眼睛都没有再动一下。
快天亮了，我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前院的那些审问记录，临走只是吩咐他们∶“继续问那个女的，别管这小子了。”
以后确实有人向我建议把赵联松的老婆和女儿也抓来算了，他挨了我一个耳光∶“混蛋，这也是你考虑的问题吗？”
首先，对中学的大搜捕没有找到值得特别注意的对象，有些人在恐惧和毒打中像赵联松那样供认他自己就是反日分子，或者胡乱地指控其他人，这一类的蠢话都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看起来陈惠芹给她同事们的印象是文静的、老实的，就像她在讯问室里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她在学校里与人交往不多，往往一下课就不见了踪影。不，也没有什么外面的人来找她，学校的校长甚至认为她上课很马虎，他抱怨说在现在的局势下难以找到合的候选人，否则他可能已经把她解聘了。
按照我的要求记录了许多被讯问人与陈惠芹的来往细节∶谁到她家里去过？谁没有去过？谁在什么地方碰到她？跟她谈过什么等等。
眼下这是我们唯一能弄到手的东西。
有些价值的事情是确实有一些陈惠芹老师的信件送到学校的门房，讯问人让门房的赵老头把那个经常出现的送信人仔细地描述了一番，这也许表明陈惠芹被捕的第二天关于联络方法的供认有一部份是真实的。
陈惠芹租房的房东和邻居也被扣押在宪兵队大院的拘留室里，拼命要他们回忆，来找过陈惠芹的是些什么人？长得什么样子？大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定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