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 第1部分 （1/2）
下一篇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一
中国女间谍 第一天
省城的宪兵分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占了一个不小的院子，据说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隐居的中国军官。我们在前面建造了一临时拘留犯人的砖房，正房供分队的人员使用。后院墙原来可能是佣人住的几间房间作为讯问室，院子隔壁住着一队配合我们行动的中国警察。
我带了两个宪兵直接去后院，同时让中川少尉去提一个年青些的女犯到询问室隔壁的所谓“二号室”∶“挂起来，让她叫两声。”这是准备在审问女联络员时对她进行恐吓用的。
那个年青姑娘被带了进来，我让她坐下后盯着她看了大约三分钟。野山他们在上岭拘捕她时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她把上了手铐的双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虽然是蛋形的脸，淡淡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都像是画在脸上的几条细线。鼻梁窄，鼻子有点尖。不过她的皮肤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长。
我从最一般的问题开始。叫什么名字、几岁、里人、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等等。她平静地一一回答，并且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叫陈惠芹，二十三岁，在××国民高等学校教书┅┅等等。
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
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证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
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
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眯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
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了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喀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
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递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
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像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
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像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
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
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的黄女人一样，她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像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像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里？要送到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冲冲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像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凄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
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上一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像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
宪兵把她推到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起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
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地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面的身体却像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里去？”
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
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
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
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得像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
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
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她）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像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
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像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 醒再干，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像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变得像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摇。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
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覆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
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
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像野山那样喊叫起来。
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
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面。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他们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
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于被烙在乳房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三
中国女间谍 第三天
这天上午我躲在队长室里烦躁不安地翻看着案材料，没有去对面平房中的讯问室。中川在那里指挥，用剃须刀片割开她的皮肉，往伤口里搓进盐粒，那样的事他很有耐心地干到十点多钟。
十二点半我上一件灰色的中式夹袄，坐到队长室隔壁那个带套间的小会客室里。房间中央放了一张四方的麻将桌，暂时当作餐厅，让城中心的鸿福楼送了几个菜。
他们在那边给女孩子套上了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浅色的质料上会渗透出血迹来，太难看），好像是从隔壁警备队队长的女人那里借来的。这是陈惠芹被捕后头一次被允许穿上衣服，也是她一生中穿过的最后一套衣服。
从这天下午起，直到一个多月后在地下室里被秘密处决为止，我们再也没有费心让她穿过什么，她就一直是一丝不挂地赤露着全身渡过的。
两个宪兵夹着她穿过后院，把她隔着方桌放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这时才给她除掉了手铐。没有为她借鞋，她那双扭曲肿胀的脚可能也套不进普通的鞋了，脚镣仍然锁在她的脚腕上。
军医已经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之类的东西，要不然，她恐怕会痛得缩到桌子底下去吧。
“我本人非常地、非常地钦佩你，姑娘，你是一个真正的武士。
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现在我们之间的战斗结束了，是我输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像一个愚蠢的演员那样声音低沉地说，希望会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明显地十分疲倦，还是稍稍有些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为她倒一中国产的红酒，很甜，同时甜蜜地笑起来。
“混蛋，我在日本都没有给女人倒过酒！”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端起另一个杯子绕到陈惠芹身边，她哆嗦了一下。
“为勇敢的姑娘乾杯。”
她仍然坐在那里低着头，从扣得严严实实的领口后面还是能看到她脖颈上暗红色的烫伤。由于手指根本不能弯曲，她用拇指和手掌的边缘夹起酒杯。我正想她会不会把酒倒到我身上来，但是她慢慢地喝了差不多半杯。
我的中国话不能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我把野山叫进来翻译，然后我再改成日语。
“我研究过你们的案，知道你们有规定在被捕后应尽量拖延坦白的时间，但是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天以后吧，如果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威胁可以坦白。你的组织和我一样懂得，一旦有人落入对方手中，要指望他或她能够顽抗到底是根本荒谬的。
你的东西没有送到。那间破草房连同它周围十米方圆的地面我们都一寸一寸地扒开来看过了，连放一张纸片的合地点都没有。”
她把嘴角向上弯起来，勉强表现了一个微笑，说∶“在十二米外的那棵榆树下面。”
我闭上眼睛等了两秒钟，像是咽下一只苍蝇。
我还没告诉她，十来个宪兵、宪补加上中国警察，昨天下午一直在搜索红山那块地方。
“你没有送到东西，你的同志们，从上到下没有人不知道你出了问题。如果你知道他们住在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里了。如果你们是用信箱传递东西，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东张西望了。
就算我现在把你放到大街上去，你的上级也决不会再来找你送个什么纸条或者炸弹。他现在恐怕已经坐在一班去港口的火车上了吧，只剩下你一个小姑娘孤孤单单地留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于他们来说你只不过是出事了，然后就被切断了联系，整个组织没有受到影响，对吗？你无论再做什么都对他们没有影响，也和他们无关了。
我们的确把你打得很厉害，也做了一些，嗯，不太礼貌的事。不过这是我的责任，跟你负担的责任一样。我只能用这方法把你们找出来，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输了，我可能会因此受到惩罚，被调到前线的部队去。
从你被我们带进这个院子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小时，离你们纪律规定的还差一个小时吧。我不在乎这点时间，我想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后陈小姐可以在里间休息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就在这妹里，泡上茶，我们慢慢地聊一聊。陈小姐，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妹们，好不好？”
谁都能听出来我差不多是在恳求她了。她保持着沉默，最后说∶“我想躺一会儿。”
“好，好，当然可以，晚上我们再重新来。陈小姐，把酒喝了吧！”
她又用拇指和手掌夹起酒杯喝干了。
“陈小姐，这边。”我为她移开挡着道的椅子。
她盯着自己的光脚看，我瞪了野山一眼，野山立正，然后把姑娘从椅子上扶起来。虽然她把大半的重量都在野山的手臂上，但脚掌一压紧地面就低声呻吟起来，她走过的青砖地面上印出两行淡红色的脚印。
野山退出来，“关上门！”他关上门，我继续喝酒，一言不发。
一个小时后去看她的人报告说她睡着了，我又等了半个小时走进里间。姑娘仰天躺在那张中式的木榻上，两臂环抱在胸前，大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虽然她很疲倦，止痛药的效力稍过她就被痛醒了。
我尽可能和蔼地笑着，对外面喊泡茶。
膊她表情痛苦地挣扎了半天让自己在榻沿上坐起来，从茶上捧起膊茶杯。她的衣服前襟已经贴到了身体上，上面印出一块一块的水迹。
因为是在黑色的质料上看不出颜色，不过只能是她的伤处流出的血吧。
“陈小姐是师范学校出身的吧，是一所学校呀？”
“是××师范学校。”
“你不是在里加入组织的吧？”
“不，”否认得快了一点∶“我不是。”
“我们已经说好了，姑娘，那么是里呢？”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我不能说。”
烫“什么！为什么？”我跳了起来∶“你还是什么都不能说吗？电烫台，联络方法，上级？”
“那么，”我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地冷酷而镇定∶“你知道现在说出来他们还是会有危险？”
我认为她是真的害怕，面对我坐着的姑娘把头垂得更低，但还是说∶“不，我不能说。”然后她把手里的茶杯轻轻地放到茶上。
在野山和一个士兵把她重新带回对面去以后，很久我还独自坐在里间的木榻前。第一，我劝说陈惠芹的话并没有错，她已经失踪了两天，这足以使她的组织内部响起警报声，她和我都知道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二，陈惠芹虽然确实十分顽强，但是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她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赌气或者荣誉感跟我们对抗下去。因此第三，她必定知道某一个环节有问题，她还不能说。留给我的是第四点结论∶我还有赢得胜利的机会。
现实就是这样，我不想被送到华北前线或者东南亚去。
我们之间的战争对于陈惠芹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而对于皇军的宪兵这一方来说却是枯燥乏味的。当我最后走出队长室来到二号室的时候，屋子里的情景和我预料会看到的完全一样。
女人被重新缚住手脚趴在那张铁床上。为了不让她活动，还在腋下、腰上和膝弯处各束了一道皮带。不让她活动是因为宪兵们现在干的活很细致∶中川带着一个人，用锋利的剃刀刀片倾斜着割进女人的皮肤，划开大约四到五公分长的裂缝，另一个人用钳子夹住这一片皮肉的边缘，把它向下拉开一个口子。鲜血从里面溢出来在她的背上流淌着，事实上女人的大半个裸背都已经像是涂过红油漆一样闪闪发。
中川事先戴上了薄橡胶手套的两只手上也同样是血淋淋的，他的眼睛有点发直，以一镇定也许是麻木的态度，把刀片一次又一次地割进肉中，每次往下移动一点距离。
现在正处理的已是姑娘的臀部了。野山蹲在另一头，每过几十秒钟就把姑娘的头从铁床上提起来看她的脸。要是发现她正在失去知觉，便作个手势让这一边的人停止，于是他们就停下来让她缓一口气。
要是觉得她还算清醒，便像一只鹦鹉似的讨厌地追问∶“联系人是谁？发报机在里？”
他像卖过时货的商人那样对我讨好地笑着∶“她快要不行了。”
我站到野山的旁边弯下腰，姑娘散乱的眼光茫然地看着我们，每当她的皮被铁钳往下撕开的时候才拧紧了眉眼，几乎像是忧伤似的叹息一声。野山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使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彼此并无联系的词汇，例如是∶“可可┅┅在，鸡窝里┅┅妈妈呀┅┅老赵，高个子。”
野山如获至宝地用另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潦草地记在一些纸片上，旁边的地上已经散落着好几张这样的纸片了。我捡起一张来看了一眼，很快就发现她是在来回地说一些同样的东西。这也许有用，如果她针对某一个问题总是回答同一个词的话；也许没什么用，她可能是在强迫自己默念某一个正好想起来的场景。
她的声音含混起来，又开始昏睡过去了。
“停一停吧。”
他们把她全身的束缚一处处地解开，把她在铁床上翻过身来。和她的背面一样，姑娘的正面从锁骨下方开始直到膝盖为止挂满了一条条向外翻起的薄薄的皮肉，看上去有点像她的乳房、胸脯和肚子上咧开了许多惨笑的嘴唇。因为用水反复地冲洗过，血已经止住了。这是中川一个上午的工作。
中午在我的队长室里她的黑罩衣下遮掩着的就是这样一副躯体。
往她脸上淋水，又给她灌了点二锅头之类的中国烧酒，我们挤在她的身边着急地问∶“可可是什么？”
“鸡窝在里，里的鸡窝？”还有“老赵在里？”
“鸡窝，什么鸡窝？”
“你刚才说的，”我从地下捡起一张纸念道∶“问题∶发报机在里？回答是∶鸡窝，鸡窝。”
陈惠芹很慢地做出一个算是苦笑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在哭∶“我痛昏了，我不知道我说过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她对所有问题的唯一的解释。
我把那个酒瓶举起来给她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倒在你的伤口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以一夸张的客观态度告诉她，在这间屋子里倒光了酒以后的空瓶子还能干什么用，可以把它的底敲掉，按在人身上往下划∶“皮肉会变成一条一条地往旁边翻开，就像是牛拉着犁犁过水田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划的地方是你的两肋，那下面的肋骨都会一根一根地暴露出来。也可以找那些肉厚的地方，比方说男人的屁股，把酒瓶敲碎的那一头按下去转一圈，再转一圈。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在我们这里也待了两天了。现在帮我想一想，如果是个像你这样的姑娘，酒瓶还能用来干什么呢？”
旁边有人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告诉我，姑娘里最怕痛？”我更加和蔼地问。
她已经哭了一会儿了，眼泪无声地从她闭着的眼睑下一滴接一滴地溢出来，流过脸颊。
“是里？”
她哽噎着说∶“不要，别再打我了┅┅我，我┅┅”
我和宪兵们一起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的脸，她停了一会儿，没人敢催促她。
“别再打了，别再打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反复说着，始终闭着眼睛。
“孩子，这没有用。”我厌恶地把酒瓶子摔到地上，玻璃的破碎声吓得她打了个冷颤。“你把那些混帐东西都交出来，然后我们，我和你，就都可以回去睡觉了。”
结果我们，我和她，都没能回家睡觉。
酒瓶已经摔碎了，我们用的是食盐。颗粒很大的粗盐，用勺子舀起来撒在她的身上。从她的乳房开始，中川用戴着手套的手认真地把盐粒搓进那些撕裂开的伤口里。他干得像刚才使用刀片一样细致准确，每一处分到一小撮盐，抹匀，再用力把那些尖锐的小颗粒按进细嫩的肌肉纹理中去。
野山继续饶舌地安慰着双眼凸出在眼眶之外，神情疯狂的陈惠芹∶“现在才刚弄到胸口，下面还有肚子，还有大腿，中川还会把你翻过来，接着腌你的背脊和你的屁股。你还要忍很久很久呢┅┅要不你就说出来吧，我们马上用水帮你冲掉，让医生来给你涂上药膏，那样的话你马上就不痛了。”
一个小时后中川做完了她的正面。有一周期很长的痉挛从女人的体内深处发动，慢慢地经过腹部和胸脯向上传递，最后到达她的咽喉和口腔，她的唇和舌便在一阵急剧的抽动中吐出几口黄绿带血的胃液。两三分钟后，再从她的腹部启动下一波。
姑娘的下身似乎也同样受到影响，几次抽搐过后，她的两腿之间
日寇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中国女性 第1部分 （1/2）
下一篇
